5月21日，82岁高龄的汪品先院士从“深海勇士号”载人舱走出。

5月21日，我国自主研制的4500米载人深潜器“深海勇士号”科考母船“探索一号”停泊在南海西沙海域。

5月21日，汪品先院士走过廊桥登上“深海勇士号”载人舱。

“南海深部计划”收官，高龄院士三次潜入南海，成果或将让人们重新认识南海

★对话动机

82岁的中科院院士汪品先，是我国自主研制的4500米载人深潜器“深海勇士号”上最年长的“乘客”。

5月11日至23日，我国自主研制“深海勇士号”载人深潜器在南海完成首航。其中的9天里，汪品先3次下潜到1400余米的深海，每次下潜观测采样时间都在8小时以上。

这次科考航次是国内迄今规模最大的南海基础研究项目“南海深部计划”的收官之作，致力于研究南海的形成、演变等基础研究，其成果有望让人们重新认识南海。

“82岁院士三次深潜南海”的新闻受到广泛关注，出乎汪品先意料之外。在他看来这就是一件小事，完成了多年前和友人的一个约定。实际下潜中他做的比想象得要好，这让他非常高兴。

“我现在是倒计时的”

汪品先精神矍铄，说话时偶尔托腮思考，激动之处会作手势强调，还会耸肩表达一些无奈。

深潜航次5月11日起航、23日告捷，次日晚汪品先赶回上海，经过两天忙碌行程后，27日来到北京。当晚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，密集的行程在他身上似乎看不出痕迹。

“我现在是倒计时的。”汪品先笑着说。他将后面要做的事按重要性排队，最紧要的是先把“南海大计划”科研项目完成。

为了不被打扰，汪品先平时不用手机。他说自己什么都可以慷慨，唯独时间不能慷慨。

82岁仍活跃在科研一线，全球同行中已鲜见同龄人。汪品先在追赶逝去的时间，他的年龄是错位的，该做事情的时候时代原因让他做不成，该退的时候反而有条件做，“丢了好多年”。

他对研究的心情是迫切的。很多年来，深海科研只能依靠国外设备，现在终于有了国产的潜海条件。“说了那么多年深海，趁我现在还走得动，我自己当然要做。”

“被迫”每晚10点半前回家

汪品先是“南海深部计划”专家组组长和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。他每天早上8点半进办公室，晚上11点回家。最近被夫人下了命令，把回家时间提前半个小时。“现在10点半之前必须从办公室回家，不然（夫人）脸色就不对了。”汪品先说着自己“甜蜜”的烦恼。

汪品先的夫人是植物学家孙湘君，两人从同学发展成情侣，后来北京、上海两地分居30年。“争”了很多年，孙湘君2000年最后“投降”，搬到上海。

如今，年过八旬的科研伉俪经常一起去学校办公室，分头工作。在办公室待的时间，比家里还要多。

谈深海下潜

我漫游仙境回来了

新京报：三次下潜都在什么位置？

汪品先：三次下潜深度都是1400米，在西沙的同一个海区，因为我是追同一个问题。

新京报：追什么问题？

汪品先：我要追一个海底生物群。原来以为深海的海底，裸露的岩石上面没有什么生物。结果我们这次下去，头一次就碰到“冷水珊瑚林”，真是像个树林一样。

新京报：您看到的冷水珊瑚林是什么样子？

汪品先：“冷水珊瑚林”是我起的名字。就和陆地上的园林一样，高大的竹珊瑚像树木，低矮的扇形珊瑚和海绵之类像灌木，而贴在海底的海绵、苔藓虫相当于草本植物。这些固着在海底的生物构成深海的“园林”，为游泳和爬行的海洋动物包括章鱼、海星之类提供了栖居地，就像陆地树林里有猴子有鸟一样。

新京报：为什么要去追这个问题？

汪品先：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我想研究这个生物群在什么地方有分布、有多少。

这次我们另外一个团队在南海的东部也看到了，所以我们很高兴。在1800米深的水域，南海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冷水珊瑚群，这是以前在南海没注意到的，以后还有很多研究的东西。

新京报：到了水下1400米，身体会有什么反应吗？

汪品先：深潜器里气压是保持正常的，氧气和二氧化碳都可以调控，环境跟陆地环境一样，三个人蹲在直径两米的“球”里面，身体没什么感觉。这跟蛙人不一样，不是一个真正的考验。

新京报：真正的考验是什么？

汪品先：我原本计划下去两次，结果发现问题没解决，又给我加了一次。三次下去收获就比较不错。

下去一次是很贵的，所以责任心会很重。我们去了8个科学家，一人平均1.5次，我多占了一点。

去年我查出一些病，到这个年龄都会有。但这次（下潜）我状态很好，有问题要追也很好，结果比我想象要好，回来后更自信了。

新京报：在1400米海底，您看到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？

汪品先：这就是我第一次出来时候说的，漫游仙境回来了。

海底冷泉生物是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的，这很有意思，生物群是浅海的动物搬下去的。这种生态系统，我们之前了解得非常少，但它们是地球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
我在飞机上就喜欢想，假如我能走出舱，在白云上散步是什么感觉。在海底我也想，假如我能够出舱，哪怕弄个石头敲敲也很来劲。但这是不可能的，太空还有人可以行走，但深海是不可能的。

在水下有很多想象空间，是另外一个世界，简单说就是人类不认识的世界。

新京报：海底的生物是什么样的？

汪品先：海底生物都特别大，有些浅海才西瓜子这么大的虫，在海底就有巴掌这么大。

深海生物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，很多很好玩。比如我们看见的海参都是趴着不动的，海底的海参是会游泳的。

谈“南海大计划”

对南海深部的认识应以中国人为主

新京报：这个航次算是“南海深部计划”的收官之作，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？

汪品先：这应该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后一件比较大的事情。2011年“南海深部计划”立项，我当时就说，点一把火炬，它会烧起来的。

新京报：为什么这么说？

汪品先：因为南海对中国太重要了，各个部门都愿意参与进来。“南海大计划”从2011年到现在，立了60个项目，其中51个都是重点项目，一共32个单位、700多人次参与，规模很大。

新京报：也就是说， “南海大计划”包含了各种综合科学？

汪品先：对，我们立项的时候叫做“南海深部过程演变”。“深部过程”是什么意思？就不是现在在采石油的那些地方，而是到南海中间一个菱形的4000多米的区域，底下是玄武岩。它形成了才有南海，我们就攻这个部分。

新京报：具体来讲，包括哪些研究学科？

汪品先：三个方面，一个是构造，南海的构造和南海的岩浆作用，可以比作是“骨头”；第二个部分是沉积和古海洋学，从南海的沉积物里恢复当时的海洋演变，我把它比作“肉”；第三个是生物地球化学过程，我把它比作“血”。

这三样东西做成一个麻雀，我就来研究这个麻雀的前生今世怎么运行。

新京报：“南海大计划”取得了哪些显著成绩？

汪品先：大计划中包括3个大洋钻探、3个深潜航次。我敢讲，这是中国海洋基础科学研究中到现在为止最大规模的。

我们明年春天计划开总结会，2019年“交账”出来是很漂亮的，它会改变我们对南海以往的看法，大概会成为世界上边缘海最好的研究计划之一。

我们把今年这个航次比作是跑道上最后一圈，所以我说我自己一定要下来。

新京报：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研究，“南海深部计划”最后会呈现给公众什么结果？

汪品先：我们希望拿出一个边缘海的产生演化和运行的典范来。世界75%的边缘海都在西太平洋，但我们了解很不够。

我们现在把南海作为一个切入点，最后我想向世界表明，南海深部的认识是中国人为主。之前都是外国人在做工作，但跟我们现在的规模不好比。

我们会有很多很漂亮的结果，信心很足。

新京报：“南海大计划”后续还有哪些工作要做？

汪品先：除了科学方面的工作，我们还准备做一些科普工作。

南海的科研成果完全可以介绍给老百姓。我们花了那么多钱，到底做出什么来了？这个是可以说清楚的。

谈科研一线

科学家只有在前线才会发现问题

新京报：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在做这个工作，为什么你自己还要亲自下潜？

汪品先：我们现在在建设硬件方面十分下功夫，但在软件上出现了问题。很多人当了学科带头人以后就不干第一线了，让学生去干。比如现在很多到海去采样的工作，都是打发学生去采的，科学家就坐在办公室里。

这跟国际上惯例是相反的。外国科学家也会有学生帮他做，但第一步的采样一定是自己带头做。

我这些年没有少批评人家，我觉得说了也没用，自己做一下是最好的。对于培养年轻人，我想用行动影响一些人。

新京报：亲自下潜，是不是您的研究经验也起到作用？

汪品先：对，我们本来计划要去看珊瑚礁的，结果去了以后，发现冷水珊瑚林，就改变了计划。

第一次发现之后，我让年轻人接着去过，但没有完成任务，我自己就得再下去。你自己不去，没有人替你做。包括我把这个课题提到此次航次的重大位置，只有科学家自己在船上，才敢这样。

新京报：所以这次下潜是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别人？

汪品先：不是全为了这个才去做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我这个年龄是错了位的，该做事情的时候做不成，该退的时候反而可以做。

所以我现在在国际上很滑稽，跟我这样年龄的学者一般不出来。但我现在还在做，因为我丢了好多年。

我最好的年龄在搞革命，后来又没有条件和资金，只能跟外国人合作。现在有了条件，自己当然要做。说了那么多年深海，趁我现在还走得动，一定要去看看。

新京报：海洋科学发展方面，您还有什么担忧的问题？

汪品先：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科技投入增长最快的国家。去年，我在国际会议上提出来，中国要做什么什么，国际上的反应很不一样，有的支持，有的不吭声。

我就希望中国的科研队伍真能够在国际上站住，这不光是科学问题，包括政治、外交问题等等。怎么做好这些事，这个才是难题。你说你自己去潜一次海，那又能怎么样？

新京报：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海洋研究，几次南海科考是不是也见证了中国海洋科学的发展？

汪品先：确实反映了中国海洋科学在变化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海南岛西边的莺歌海打南海第一口探井时，我在岸边为石油井做鉴定。1994年，我参与南海第一个古海洋学专题航次。1999年，担任首次南海大洋钻探的首席科学家。2005年，担任同济大学与法国合作举行的“马可·波罗”航海科考首席科学家。

那几次依靠的都是外国装备。而这一次，是我们自己造的装备，国产化率达到95%以上。

我的这些经历反映了中国海洋科学从弱到强，从封闭到开放，走向国际前沿的一个过程。而这次中国自己有手段能够去做国际水平的工作，所以就特别高兴。

新京报：您说过“海洋事业迎来了郑和下西洋600年以来的最好时机”，为什么这么说？

汪品先：我说这话其实是与中国的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有关。

我觉得东西方差异的一个重要内容，是东方文明是大陆文明，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。直到15世纪分不出谁好谁坏，大家各自发展。16世纪之后，特别是中国到了18世纪以后，我们一下子醒过来。

大陆文明有很多好的方面，但是对于创造性的发展和个性解放是不利的。

我认为海洋文明有利于创新，现在我们从国家领导人到老百姓，海洋意识都更强了。

谈未来安排

要做的事按重要性排序，也许哪天就“跑掉了”

新京报：您身体状态这么好，平时锻炼身体吗？

汪品先：年轻时会长跑、游游泳，自行车骑得很多。有时候想到一个科学问题，我来劲了，在街上骑两个钟头。

新京报：现在还会骑车？

汪品先：我之前骑车上班，现在老伴不让我多骑车，叫我多走路，走路也重要。

我的生活方式比较简单，看不出休息和工作的差异。科学家如果对工作提不起兴趣，还是别干。你自己要有精神，在船上谁不吐啊，但讨论起问题来劲的话，这些都是小事情。这是我的优点，到现在我还是很投入的。

新京报：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？

汪品先：我现在是倒计时的，后面我要做的事情都按照重要性排着队。

先把我的“南海大计划”完成，如果还有几年，再做别的重要的事。今年还有两本中文的书，本来也不准备出，后来一个老朋友去世，我想搞不好我也跑掉了，所以就出了。

怎么说呢，要叫我做的事我不想做，我就不客气了，是不会做的。

新京报：所以时间对您来讲，是很宝贵的。

汪品先：我觉得自己能拿得出手的文章，都是60岁以后完成的。所以我开玩笑讲，人家是博士后，我是院士后。

像地球科学、宏观生物学，眼界和经历很重要，你没见过这个东西，怎么会理解？积累多了以后，自然会有很多联想，这恰恰就是年纪大的人的长处。

新京报：以后会把重心放在哪里？

汪品先：我自己还想做一些人文方面的事。我这次随船带的是一个日本华人写的中国史，来北京带了林语堂的《苏东坡传》，这都是为后面写东西做准备。

我总觉得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很宝贵，想把它记录下来。明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，我也想写点东西，有些问题需要继续思考。

新京报：未来还会再进行深海下潜吗？

汪品先：不知道。船长给我讲，等到他们1万米的（深潜器）造好后，让我再去，我说我不知道那时候人在哪里。

我更喜欢让我后面的时间自由一点，我在推中国深海研究进入世界前沿，我自己在做，也希望一些年轻人能够去做。

新京报记者 王俊 倪伟